为了形成一套能够更好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战略性知识，结构性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够有效地连接结构性知识与战略性知识的多步骤转化不可或缺，超越“帝国之眼”、形成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研究主体性意识是关键。
在汉语中，“格局”意味着格式、布局、局势等方面[1]。把“格局”同“国际”联系在一起，既可以指准静态的国际关系的总体结构、布局，也可以动态地说明国际关系的宏观态势。所谓格局演化之“局”，即“时局”，是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局面与形势。“格”即“位格”，是“局”中的一个个“站点”[2]。国际格局可具体划分为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国际军事格局等。其中，国际传播格局已成为观察、预测、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全局性、先导性、战略性领域，其自身格局态势又离不开政治经济、地缘关系、舆论态势、国际组织等动力脉络的支撑与影响。
推进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研究，以新全球性主体的姿态对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变化进行系统性的观察、阐释、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战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当前世界局势与国际环境做出重要判断。报告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以百年大变局加速期、国际格局变换期、世界秩序调整期、全球治理重塑期为特征的国际环境急剧变动期，世界不稳定、不安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发展所面对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外部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在此条件下，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既是老问题、老难题，也是新问题、新难题、新挑战。回顾过往，我国的国际传播取得了很大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进入快车道，西强我弱态势得到遏制。但是，外部环境风险加剧，大国间地缘政治、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地缘经济竞争的烈度居高不下，美西方对我国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国际传播工作充满挑战。
因此，如何科学认识当今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规律与态势，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发展提供方位，既是一种学术讨论，也有着明确的现实含义。无论是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一超多强”，还是21世纪以来中国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始终支持世界多极化[3]。但是，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过程。唯有以远观近、系统分析，做到内知家底、外晓趋势、明确主题主线，才能有效把握与应对眼前的格局态势，从而形成一个适应格局变化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总之，为了针对复杂问题形成应对之策，首要任务是形成“结构性知识”，再从“结构性知识”转化到应对变化风险的“战略性知识”。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研究的宗旨正在于此：既应该对结构与态势展开研究，也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战略对策分析。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综合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政治经济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展开评述，首先回顾国际传播格局演进的历史脉络以及相应的理论范式，随后梳理近年来国际传播格局研究的多维视角，并在历史性、解释性、战略性视野下分别归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与认知盲区，进而基于反思提出进一步的主张：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发展新方位，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对外工作主线，以“全球南方”立场推动国际传播研究形成“去帝国、去殖民、去冷战”的主体性意识，进而在分化重组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把握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新变化，构建“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实践范式”[4]，具体可以从复杂系统论、“集”与“极”格局态势研究、以科学步骤为支撑的对策研究来推进。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发端的国际传播理论是一套在殖民遗产与冷战遗产影响下形成的知识体系，其在经验性解释时总内蕴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察者视角，在规范性价值上也容易内化西方中心的评判尺度。但是，二战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格局态势，也因此启发了与之息息相关的政治关怀与学术立场，其中，在霸权与反霸权的历史辩证关系中，推动国际传播民主化与多极化始终是不容忽视的主线之一。以下评述通过“锚定（centering）—杂音（ambiguity）—转型（reconstituting）”三个步骤，在历史回顾中关注被遮蔽的历史主体及其认识论，并在20世纪中叶“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与20世纪末“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成为他者”的问题意识来评估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的现状与走向、进而形成新世纪的历史判断的主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格局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焦点。一方面，北美新兴帝国所扶植的主流国际传播研究，在冷战背景下旨在维系霸权结构，其以扩大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为目标，主张以媒介传播带动第三世界现代化，战时宣传研究、战后发展传播学、创新扩散理论是其中的一些代表。另一方面，批判学派亦享有深远的影响力，其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指引，揭示信息流动格局所维系的霸权与不平等结构，并把对信息流动格局的理解纵深至信息内容的垄断、技术产业的结构、电信网络的布局、制度性权力的分配，以及围绕国际传播秩序展开的社会政治抗争等复合型格局上。在此期间，依附理论、世界系统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分别从不同视角解释了国际传播中的权力不平等关系[5]。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运动、不结盟运动陷入低潮，英法德等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经济崛起，日韩等非西方国家参与到全球媒介产业发展中，一方面加剧了跨国资本集团内部的竞争，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张、巩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格局。彼时，不均衡发展与不对称牵制仍然是全球格局的基本特征，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互相交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席卷全球的政策主张。在国际传播领域，全球化趋势成为阐释国际传播格局的主流视角[6]。人们把视线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描述的结构性不对等转移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文化的产业化改造上，文化帝国主义范式似乎被“文化杂糅”、“积极受众”、“反向流动”等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所替代。
在全球化浪潮中，新帝国主义事实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试图用自由贸易、多元认同、信息自由流通等形式来遮蔽国际关系结构中实质性的不平等[7]。全球化话语所遮蔽的世界单极化发展趋势大大限制了南方国家的发挥空间，诱使其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遵循帝国制定的政治经济规则，以避免被国际社会所抛弃[8]。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国权势单极化以及亚非拉政权买办化的后冷战国际局势中，去政治化的民族主义与去政治化的全球主义相伴相随[9]，似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市场经济中追求发展主义的唯一政治身份选择。个体替代阶级与国家成为历史主体，多元认同与多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曾经内蕴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民族国家制度[10]。当然，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亚非拉政权在万隆计划开展之后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基础上接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11]。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抵抗力量仍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反全球化”活动在全球各地持续展开[12]。
自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冷战后的“美国单极格局初现”逐渐演变为21世纪以来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对单极结构带来的全局性冲击。一方面，“9·11”袭击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的根本矛盾，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外，“失序”成为既有国际格局变化的体现[13]。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实力、观念、制度等层面推动经济民主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变革性新因素不断酝酿并发展起来[14]。尽管多极化趋势在单极结构松动下正在加速推进，国际格局演化的方向仍错织，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演绎与衍生同样错综复杂。尤其是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极端化、巴以冲突扩大化、俄乌冲突延宕升级，一超与多强、强国集团与多极化趋势、“西强我弱”与“东升西降”之间的角力仍在高位运行，国际格局的再平衡处于胶着状态。
在新局面中，无论是战后的宣传效果研究、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还是20世纪末的全球化理论，或多或少地难以跟上当前语境，难以充分说明国际关系变局所带来的国际舆论态势与国际传播之变，尤其难以回答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发展的理论困惑与实践问题。与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变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矛盾性相比，“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或“再全球化”成为过于粗放的整体性术语。鉴于此，基于中国经验与“全球南方”的观察者视角推动新的历史范式，成为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需求、新要求。具体而言，应继承20世纪批判性研究的学术旨趣，以“成为他者”的视角，对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实然的面貌、结构、动力、机制、方向、冲突以及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展开系统性考察与分析。一方面，摆脱“帝国之眼”，克服“美国放大即是世界”的认识论[15]，推动历史唯物论的空间化/去中心化，着重考察区域性集群、中间地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参与世界传播体系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理解和把握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变性与新态势，进而明确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应当着眼的重点。另一方面，通过“他者”问题意识评估国际传播格局走向，挖掘从历史格局向当前变局再向未来新局转变的多维态势与动力机制，以国际传播的舆论场域、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为分析层次，将经济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根本目标，评估当前走势，为预测未来、推动战略突破提供扎实基础。
加强国际传播的对策研究，在国际上塑造和强化我国的良好形象，是我国作为世界主要政治经济科技大国和世界正义力量代表的长远国家战略、重大国际战略、国际任务和国际义务，也一直是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研究的侧重点。但是，应用对策研究离不开以特定的因果机制为预设的解释性基础研究。在国际格局经历复杂多变的时期，对国际传播格局的认识需要更多地集中在经验问题和实证分析上，但经验研究不能限于传统的国家形象与符号运用，也不能离开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化、范畴化、理论化的范式塑造。此处，“传播”不仅指涉观念的表达与信息的流动，还应扩展至以媒介化（mediatization）为路径，连接（connecting）、积聚（assembling）、安排（arranging）等关乎空间塑造以及关系缔结的传播实践活动。换言之，传播活动不止于文本与意义建构，还必然包含经济的、有形的、具身的交往性、物质性与制度性面向[16]。唯有在“大传播”观念的观照下，一种立体的、具有文化政治与政治经济意识，并且符合未来格局塑造目标要求的国际传播结构性知识方有可能，也方能为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与推动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实质性参考。
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化与国际政治经济总体格局的演化紧密相连，因此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为理解格局演化提供了基本理论假设：国际格局是客观的，秩序是主观的，而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内部基于格局所允许的能动性与约束性而形成的安排约定[17]。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理论范式采取不同的阐释视角，观照不同的实证依据，现实主义学派将力量结构的变化视为引发格局演变的核心动力，认为新兴大国打破原有格局与秩序，从而导致守成霸权的阻挠，甚至诱发战争[18][19]。其中，大国实力对比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战略关系是影响格局与秩序的基础[20][21]，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则是触动实力格局变化的活跃变量[22][23]。英国学派聚焦国际体系，认为制度性底色源于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互动。在格局调整期，在国际体系中代表着核心价值的国际组织成为衡量、评价、限制抑或加速由国家行为体所挑起的秩序变化的关键性领域[24][25]。全球南方学派注意到，面对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国际组织表现出国际格局的不平等性与非民主化，但国际传播领域的新组织、新规范，以及成员国之间的互动新关系也反映出权力架构的变化走向。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它们更有能力塑造区域性社会，并通过区域性团结来增强关于全球问题的线世纪以来的宏观格局态势，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已达成广泛共识：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正在演化，宏观脉络包括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削弱、中国的崛起等，总体以“东升西降”为主要特征，体现出价值多元化、秩序区域化、权力多极化的走向[27]。但是，格局演化究竟发生在何种层次以及何为显著的动力机制仍存有争论。国际格局演化如何在国际传播层面得以表现、将为中国国际传播带来何种机遇与约束、中国国际传播如何才能更好适应格局变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国际传播领域，学者们参照上述理论依据，聚焦于格局演变的舆论表现以及背后的若干因果关系，逐步形成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视野与格局（图1）。概括而言，国际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最为敏锐的触须和最为直接的表现，这意味着，国际舆论格局作为意见集群与线]，在根本上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关系格局的意识形态化的最外在显现，但最直接地取决于国际传播力量格局。作为条件变量的国际传播力量格局，涵盖具有“软性”维度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具有“硬性”维度的国际传播能力，一方面构成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总体性演变的辅助机制，另一方面在传播政治经济意义上又取决于技术产业运营、国际互动关系，以及制度规范与国际组织。分解而言，国际传播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做局者”即主导型传播主体的变迁[29][30]；围绕媒介技术与经济产业所发生的创新、竞合、迭代，导致由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地缘政治关系等多种元素建构而成的“网缘政治”的变迁[31][32]；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也是反映传播格局演化的载体，各类主体的价值诉求、利益冲突与权力博弈改变着国际传播管理机制与结构设置[33]；政策话语则代表了国际传播的思想变迁，传播主体通过持续的表述，不断强化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制度理念与意识形态，是俯瞰国际传播战略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34]。
现有研究认为，历史遗留下的全球不对称权力关系仍在存续，“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一时难以撼动，但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的崛起已经深刻影响了国际传播网络的演化进程，带来传播结构转型与线]。得益于互联网技术跨地区、跨阶层、跨族群的广泛普及，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传播格局逐渐呈现出“一极、多强、新兴国家集群”多元共存且相互作用的特征[36]。具体来说，相关研究将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视作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基本框架，认为其从意识形态、基础设施、话语权等层面解构了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已形成国际传播中的“替代性叙事”[37][38][39]。就技术与产业而言，互联网媒介域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总体生态，中国网络媒介产业以沉浸式、虚拟化、智能化媒介技术的新发展为契机，实现了国际传播能力的立体化拓展，构成对既有国际传播秩序的多元竞争性补充[40]。然而，近年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快速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为多极化趋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41][42][43]。就文化话语而言，在全球传播的去政治化表象下，不仅存在非对称的相互依附和价值偏好，语言习惯、地理与文化接近性也在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与维系中发挥着持久性力量[44]。
由此可见，在范畴上，左右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要素不限于舆论表现，而是由多层次、多脉络、多领域的复合型关系格局来支撑的。现有解释性研究已勾画并追踪了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主要脉络，并从局部出发，就重点领域展开相关要素、机制、进程的专题专门分析。但是，此种分析尚不能观照全面（holistic）[45]，也容易陷入内容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资源决定论的泥淖。因此，未来研究需要从单一领域跨越到多域互动，从而还原整体面貌，并站在全局视角确定不同领域、不同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主次关系。与此同时，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化，既有物质性的客观基础与实力对比，也有观念性、关系性、互动性、能动性的动力推动。未来研究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关键性主体的国际传播实力、地缘关系动态和传播策略的“再定位”，着重考察对华互动关系中的选择、延续、变异，以此形成“分布式”国际传播实力、关系、结构的态势感知路径。
总之，恰因为力量转移、价值转移、关系重构、秩序分化、格局重组等时代性变化、变革、变局[46]，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对自主性研究提出经验与实证层面的新需求，也在此基础上提供了构建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新范式的突破口与机遇期。
国际传播与实践紧密相连，因此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研究需要回答实践中的战略性问题。不同于历史视野与理论视野所假定的复合型格局，当前的应用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单一实践层次上，关注国家形象传播计划的实施环节、叙事内容、符号运用和效果，强调通过文化价值核心要素与品牌化的传播策略，讲好中国故事[47]。在研究思路上，多聚焦于传统5W理论的传播要素组合，以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果为起点，通过评估国际舆论现状来反思传播策略，进而给出对策建议，并由此提出精准传播、系统化合作传播等创新传播形式[48]。然而，国际传播的战略内涵远超传统5W理论的狭义理解，唯有在综合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组织制度等格局维度的基础上，才能超越1.0版国际传播策略研究，从舆论下沉至格局再回到舆论，形成立体化的2.0版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换言之，就战略性实践而言，关键在于“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能赢得主动”——基于格局感知指导新闻、传播、舆论、宣传实践，需弄清楚格局演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于我国来说问题出在哪里，随后辨别主次难易，牵住牛鼻子，谋定而后动，既体现“以点带面推及体系”的重点意识，也体现“不谋全局者何以谋一隅”的系统意识。
因此，更好地构建结构性知识与战略性知识之间的衔接与过渡是关键。围绕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这一命题，路径创新应遵循三大逻辑来确定与组织研究内容。一是基于“世界观+系统论”。首先，不同视角会对国际格局做出不同“域”的划分，这种划分属于世界观的范畴。从“域”入手，把国际传播格局分为舆论、技术、政治、组织四大域，展开多域跨域研究。其次，从“系统论”入手，把态势分为四大维度：主体、资源、过程、规范，主体涉及“谁”以及相互的位置与关系的问题，资源就是权力资源，过程就是构成格局的行动流程，规范就是依据与组织。二是基于“时间轴+空间轴”。在宏观上，时间轴考察格局演化的历史延续性与阶段性，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的共性与特性。微观上，时间轴还涉及态势的“发展”与“演化”，发展是指一种态势的发生，以及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上的增强，演化可以细分为转化、蔓延、衍生、耦合，指的是多域态势的相互作用。空间轴考察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多样性以及区域国别意义上的差序性与在地性。三是基于“看清形势+对策研究”。在格局调整期，对于提高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总体目标而言，机遇与挑战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唯有透彻地分析环境，方能发现不适应格局变化的重大问题、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从而形成政策目标，进而明确战略任务、改革举措、重点项目与具体做法。围绕上述三大逻辑，具体的方向路径如下。
第一，科学地构建关于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结构性知识，容纳但超越常见的以“效果”为尺度的内容传播策论，把研究框架建构在复杂系统分析上。国际传播格局之变并非仅限于舆论表现，而是建基于更深层次、更广泛、更系统的互动性结构。例如，在经济上以技术变革与产业创新为依托，在政治上与大国再定位、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等主客观因素有密切联系，在制度上和国际体系的组织构成、制度性话语权的分配紧密相连。可以说，国际传播格局演化是一种系统现象，具有复杂问题的多变量、互动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有的变量显性，有的变量隐性，并且变量间存在较为复杂的相互联系，一个因素的变化可能诱发多种而非一种国际传播局面上的走势[49]。
在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指导下，需要看清支撑性要素通过何种因果链条、耦合关系、主辅关系，构成了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具体有两方面。其一，从因素到领域到系统，层层递进，对国际传播格局进行分解、分步、分类、合成，实现在国际舆论表象下对具备构成性和能动性作用的地缘政治集群、网络媒介经济、国际治理体系展开多域多维研究，最后建构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综合模型，从而概括、阐发关于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的总体判断与理论预测。其二，不同于既有研究所关注的单一领域，格局演化来源于多域跨域同发，往往可能具有连锁演变、链式反应、效果叠加的特征，需重点关注多域跨域同发的机制、权重、时序、效应。鉴于此，为了更立体地评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与机遇，多域跨域研究包括“主体”的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即大国再定位与区域地缘政治互动关系；“资源”的动态化分布，例如产业结构的演化、传播基础设施图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规范”的制度化建构，尤其是国际体系与国际传播秩序的互构；“信息”在复杂网络中的生产、交换、建构、涌现。
第二，立足中国发展新方位，主动适应乃至塑造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新变化，离不开对“极”格局与“集”格局的态势感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从“一超多强”、“西强我弱”向“多强一超”、“东升西降”、“多极化”曲折过渡[50]，但旧的格局未破，新的格局未立，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急需新的分析框架来加以把握：“‘集’者，即集群、集合、集体、组合之意，具有分散性、动态性、非机制性、非对抗性、非意识形态化、内部竞合等特点。而‘极’者，即较为机制化、整合程度高、具有排他性的力量中心与阵营。”[51]
对“集”与“极”格局的态势感知，意味着在“分布式”的国际格局演化背景下捕捉新的实然关系与涌现出来的结构，从而在“三个世界”理论、“中心—边陲”等历史性格局基础上做出更能把握时代特征的新的判读。从“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再到“全球传播的地缘政治态势”[52][53][54]，早期研究成果已打破“好莱坞化”“美国放大即是世界”的一体论，及时关注到部分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网络中产生的影响。但是，对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构成、关系、行动、影响的考察，仍然囿于历史概念的推衍与二手数据的整理，场景性、政治性、社会性的实证分析判断缺失。未来研究应在舆论—政治—技术—组织这些层次上重点关注新流动、新关系、新合意、新分歧，分析出关系纽带的强弱变化以及有何连带影响，从而判断其构筑出何种格局态势，以此形成有助于“破局”与“解局”的结构性知识与战略性知识。此外，在西方文献中，中国被先入为主地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所从事的跨国文化传播与媒体活动被视为“新霸权/次帝国”崛起的迹象。但是，对亚非拉团结实践的历史性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明确、建构国际传播的“共同点、共通点、共情点、共鸣点”的作品，却少之又少[55]。因此，亟须依托对“集”与“极”格局的态势感知，回应“去西方”、“去殖民”、“去帝国”的问题意识：随着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何为“南南合作”、“南南传播”的脉络、因素、内涵、外延？又在多大程度上、何种意义上推动国际传播格局演化？美西方将如何巩固既有的国际传播霸权结构？中国的处境如何？哪些因素组合及条件有助于多极化格局与国际传播民主化？
第三，为了解决对策建议与结构性知识之间貌合神离的问题，应遵循以格局感知指导新闻、传播、舆论、宣传实践的思路，重视以科学步骤为支撑的战略对策研究。一国所采取的国际传播战略的效果评估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离不开外部视野与未来视野。但是，传统的对策研究在架构上采用“现状问题描述、战略需求分析、政策对策建议”三个模块的固定思维，既无法充分考量外部环境，又省略掉致效路径分析，造成在对策选择上主观成分较多，容易受到研究者个体思维框架的影响，同时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依据与科学分析加以支撑，容易造成对策建议与结构性知识之间的沟壑[56]。
围绕国际传播战略为何不适应以及应该如何适应格局变化的根本性问题，应对之策的确立是一项多步骤工程。其一是把握问题情境。基于对国际传播格局“多域演化”的基本规律与因果链条的分析，形成一个综合性互动态势模型，明确各机制之间的耦合、联动、主副、转化、衍生关系，从而形成对格局变化的态势方向的认识。其二是阐明战略问题。在认清格局变化的基础上，采用反求工程思路，以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案例效果评估为起点，反向追溯多因素构成的致效机制，通过组态分析，发现当前遏制国际传播效能的内生因素与外在因素，明确进一步适应格局变化的必要条件，锁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锚定应当解决但尚未解决的政策问题，进而形成长中短期目标体系。其三是谋划战略抓手。从改革举措、资源布局、机制协同、主体调动、项目推动到传播手法等多个层次，明确切实可行的任务、举措、项目、做法，最后进行可行性测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有效内容、锁定有效人群、缔结常态化关系，把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传播到国际上去。
世界大变局下，国际传播格局演化正加速推进，复杂性、矛盾性、风险性加剧，对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带来新问题与新挑战，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带来新需求、新要求、新机遇。为了形成一套能够更好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战略性知识，结构性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够有效地连接结构性知识与战略性知识的多步骤转化不可或缺，超越“帝国之眼”、形成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研究主体性意识是关键。具体可以从历史、结构、战略视角出发，从建构历史范式、理论范式与实践范式入手，对方向路径进行探索与整合。首先，基于中国经验与全球南方立场，回顾国际传播历史，挖掘团结合作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历史辩证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具有主体性政治意识的历史范式的应有之义。其次，面对21世纪以来的力量转移、关系重塑以及传播环境变迁，既有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不同程度地受困于“帝国之眼”，陷入与当前时空语境不相适应的困境，因此亟待立足国际传播民主化、多极化的目标，对格局演化进行经验性的解释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反思与范式创新。最后，按照“看清形势—厘清任务—明确抓手”的思路，实践范式旨在明确中国国际传播应当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领域，排摸国内外可用资源与约束条件，进而形成多层次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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